曾经有个男孩在学校表现突出，直到进入大学后也一直维持好表现，就在大二即将结束的某天，他一早出门考试，却从此消失－24小时之后，男孩被发现正四处游荡、彻底迷失－他不仅不知道自己身处哪个城市，而且失去人生方向，没有存在感。过去二十年间他打造出精巧又成功的面具，一直躲在它背后生活，那个真实的、会感到需求的自我已经变得透明。但问题不仅止于忘记自己出生证明上的名字等诸多社会讯息，男孩还忘却了他身为人类的身分。

要是身分意识薄弱、自我认同不高，要亲身体验当下生活将更不容易。若是不清楚自己是谁，人们常常像演戏一样以「好像」是自己的身分过活，发展出可能招致自我毁灭的处事方法：由于感觉不到确切真实的东西，你可能透过游戏人间（这有时会与有趣的性格混淆），或以得到种种成就寻求身分认同、创造生命意义；又或者，你开始塞满行程让生活过度繁忙，藉由建构出的自我分散注意力，让自己不再空虚－这种情况可能会被当作个性活泼，表面看似情绪健康，但这个身份其实只是幌子－你并没有活在当下。

　　为什么自我意识有强弱之分

自我意识的强弱取决于一岁以前照护者对婴儿需求的回应。当然，社会认同受国籍、家庭背景和性别影响，虽然听来不可思议，但身分内涵源自我们最早期的人际关系。一岁以前，大家的人生经验只想满足身体所需，状态非常原始，并不受语言的制约。存有可能只是从肚子饿到吃饱、从寒冷到温暖、从感觉没人爱到被爱的过程；这个阶段的爱透过满足生理需求来表示，内部和外部、自我和非我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宝宝吸吮奶瓶和乳房却不明白牛奶是什么，只感受到需求以及满足与否；这时我们脆弱得连坐都坐不起来，更遑论用言语表达愿望，实在是无力到令人难受。

刚出生的孩子完全仰赖照顾者的同理心得到所需，从这点看来英国心理分析学家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所言无误：「根本没有所谓婴儿可言。」婴儿只有需求被满足之后才算真正存在；唯有在几个月内无数次被满足，他们才有可能超越被动状态，透过生理反应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藉由这类的知觉以及照顾者的笑容、哄劝以及其他各类互动，婴儿的自我意识慢慢显现，开始反馈给照顾者有趣的反应，建立两人独有、陌生人永远无法插手的日常活动——这种欢乐的亲密关系也将奠定孩子未来饶富趣味、真诚又活泼的个性，使他们面对逆境时仍保有情绪健康。

看看来自上海的49岁男性乔治（George）：2004年，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月、访问了大约四十位居民，只有他一个人小时候由母亲亲自照顾，其他人几乎都由祖母或托儿所带大好让年轻力壮的母亲得以出外工作。不过乔治的母亲放弃工作，无时无刻待在他身边，非常慈爱。这让他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面对将来的种种。

乔治的父亲酗酒成性，母亲非常讨厌他这样不务正业，即使以1950年代的中国标准来看他们还是很穷。家里经常挨饿，同学都嘲笑乔治没有鞋子穿、没有午餐吃；他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却非常重视学校，父亲则是鄙视学习。

十九岁时因为文革爆发，乔治被派遣为挖灌溉沟渠、开垦土地的工人。他和其他伙伴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从宿舍走一小时到工作现场，开始挖掘、运送土壤；大家分别来自不同省份，并不习惯这样的身体劳动。由于污泥湿滑他们经常还得赤脚工作，冬季气候更是严寒难耐；工人不停挖掘、搬运直到中午吃饭，接着再回去工作，下午五点才起步长途跋涉回家。

即便经历许多痛苦，乔治还是努力听收音机学习英语，并设法阅读各种小说；文革结束后他上了大学并开启成功的商业生涯。不过最令人吃惊的还是他散发出来的良好情绪。

虽然已经四十九岁，乔治头发乌黑依旧，只有肚子微微突出；他十分吸引人，热情、个性有趣，也懂得别人的幽默。中国人往往不太流露真情且经常显得冷静平稳，但他却像个意大利人那般一边说话一边挥舞手臂；有时候他也会脸色暗淡、布满绝望。

乔治对于中国历史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见解深入成熟，但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还是对我的意见充满好奇，是个很好的倾听者；除此之外，和他吃饭也非常有趣，他有着说不完的好笑故事，很友善，而且仅仅因为活着感到兴奋。他的自我意识促成了这一切，并轻松地避开了要是没有母亲照顾将压在身上的不幸。

　　用以逃避现实的解离症状

乔治的例子清楚地证明缺乏亲切的关怀将导致自我意识减弱。

早在1940年代人们便注意到没有人情味的育幼机构将导致孤儿身心受创（此症状英文称作： hospitalism）：孩子们嗜睡、无法发展出最基本的社会和心理技能，也非常容易遭受感染而患上疾病。如果孤儿院可以鼓励孩子与照顾者互动，他们将来大都能拥有更理想的生活。被忽视的婴儿患病不是因为没有婴儿床呵护、缺乏玩具和外来刺激，或者单纯没有母亲，问题在于有没有人与宝宝熟悉，并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能力、特质和弱点。

在育幼机构中至少有一半的男性、三分之一的女性培养不出完整的性格，孩子越小开始经历差劲的成长经验，所暴露的风险越高。然而，要是被没有同理心的亲生父母带大，小孩仍然可能有性格缺失：研究员约翰．小川（John Ogawa）等人为了试验幼年的不良照顾与将来的生活问题是否相关，持续追踪一百六十八名儿童自出生至十九岁的生活，并测量他们接受的护理质量－被选出来的父母－开始就属于虐待儿童的高危险群。研究最终成功判定父母对幼儿的照顾和解离症状之间的关联。

解离症状（Dissociation）是自我意识淡薄的一项重要指标，它常常使人们发展出各种失忆策略以逃避痛苦的现实，比如不去注意、遗忘或拒绝承认某些事物；这些患者也经常藉由沉浸在幻想或现实的某处逃避当下，比如像催眠般凝视壁纸上的图样，或是当着他人的面消失在想象世界。有时候他们会历经人格解体，与自己的身体和知觉感受断开联系，彷彿生活事件都由第三方所经历；在最极端状况下患者甚至有可能发展出不同的人格以便逃离现实。（这有时是精神分裂的前兆，病患真的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或者其他人。）

小川指出，人在两岁前所受的疏忽或虐待程度能够预测他17年后是否会受解离症状所苦，尽管在幼年和十九岁之间有无数种其他因素干预人格的测量，早期的影响仍旧存在。那些只在幼儿期过后（两岁到四岁之间，或者童年的中、后期）才遭受不良对待的样本在十九岁时受解离困扰的比率明显下降：越早受苦越有可能出现解离症状。遗传显然没有影响，宝宝在刚出生到三个月之内的性情并不等同他将来的样貌。

小川另外还点出，若是孩子因为受到关爱早早发展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更能够面对未来的创伤，出现疏离症状的可能性也比较低；相比之下，那些不确定自己是谁、自我意识薄弱的孩子面对既不强烈也不频繁的挫折就可能被击倒，开始质疑自己、质疑现实。因为心理脆弱，他们容易无法忍受现实进而逃离当下，像乔治一样心理比较强健的孩子却能够无论甘苦保持自我。另外一项研究显示，在一岁之前，要是母亲持续保持敏锐，提供关爱的照顾，孩子长到二十二岁时比较能够理解自己的内心活动，也更尊重他人的自主。

当然，幼儿时期的严重虐待会大大提高自我意识淡薄的风险。根据23种不同的研究，现在普遍认定精神分裂患者至少有一半以上曾在童年遭受虐待——特别是性虐待，这种暴力会阻碍大脑发育，比如幼年遭受性虐待的女孩就比普通女孩少去5％的重要脑部构造（例如海马体）。越早受到虐待、虐待者与本人越亲近（家人造成的伤害会非常严重）、虐待的形式越极端（侵入式性行为最是严重），患者发展出的分裂人格数量越多，自我伤害的症状也更加显著。虽然在幼年时期中照护状态如能好转，就能让患者培养出部分的好情绪，暴力仍然是造成自我意识薄弱的一项独立因素。

摘自Oliver James

《找回好情绪的日常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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